打動我的《轉山》繁體版

書上說，轉山——是對著靈性的大山反覆繞走的儀式。西藏人相信，遭遇苦難的人借此能夠得到罪愆的洗脫和身心的淨化。轉山者，必須舍卻自身私慾，僅為他人祈福而行。作者堅持用「轉山」 而非「放浪」 做題，無論本意是否涉及宗教，多少都有些對生命虔誠的膜拜意味在當中。二十四歲的一位台灣青年，借助云門舞集「流浪者計劃」，完成了一次孤獨的冒險的西藏之旅。 林懷民老師說：「年輕的流浪是一生的養分」，可如此強調獨行的流浪，似乎更是孤單的教育課，縱使啟程前一想到這樣的旅程，「整個人就控制不住，感覺輕飄飄地飛起來了。」 但孤獨，伴隨憂憫、悵惘、沮喪，內心的脆弱還是很容易在困難和阻撓面前顯露；害怕，但害怕不足以讓你錯過前方，只是，當到達拉薩的那一刻，在人群漸漸散去的中央廣場，面對布達拉宮你站立許久，「終於肯放心地大哭一場。」

感動我們的豈知這些？

 

台灣東華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吳明益說，這樣「硬派」的旅行，是以身體為主要工具，向土地「索討」一次次心靈旅程。

 

全書共分為十七個篇章，紀錄了作者兩個月旅程的點滴，雖然落筆時距離遠行已有三年的時間，但讀到的記憶似乎仍是非同尋常的清晰。一路伴隨的，有疾病、雪山、藏獒以及無休無止的孤獨，將自己推入絕境，以學習面對恐懼。平實的敘述不需要夸張的修辭，就足以令旁觀者驚心動魄。最吸引筆者的一段，名為「瀘沽湖的女兒」。這接近作者行遊的起點，落筆之處尚未被陣陣來襲的孤獨感和身體中不斷涌出的疲憊和傷痛打攪。在瀘沽湖，作者與一位女子相遇，幾次「你還不知道她的名字，因為那聲音被黃昏的風吹散了——」 這是一位摩梭族二十一歲的漂亮女人，名為松娜，帶著走婚後的孩子獨自撐起一個家。為完成心中多年的愿想，松娜堅持與作者同往四川神女山，於是，原本的獨行有了相伴的插曲，山路的冷峻與女子的溫柔，結伴而行。一個終點的意識，仿佛令微微領略的心也不能再平靜。綜觀全書，作者筆下的獨行，真實而又峻朗，但雪山上冰冷的風和多次的歷險，與天鬥、與藏獒對峙、孤獨感連番來襲，看著看著也會讓人招架不住；此刻偶爾送來的暖暖人情故事，對讀者來說無疑是旅程中的意外收獲。

 

《轉山》簡體版

零八年十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了該書的簡體版，備受內地年輕人喜愛。著名學者于丹說，這是一本让她灵魂战栗的好书。「使我們重歸純真和勇敢，在簡單規則下信任心靈的力量。」但愿更多的人有機會翻開它，為生命未知的可能無止無懈地挺進。風景永遠在前，若即若離。

比薩是中世紀意大利中部重要的海上共和國，然而更讓這個小城出名的，無疑是它的斜塔。每年八十余萬的游客爭相來到這里，除了目睹這一建筑的奇觀，也想登塔體會一下伽利略高空拋物發現自由落體的傳說。但想必少有人像我們這樣夜游比薩的，原是意料之外的安排，無意中卻看到它不為熟知的另一面。  

走出比薩火車站時，已是深夜近十二點。從地圖上看，坐擁斜塔、主教堂等主要景觀的奇跡廣場在比薩城的北部，與火車站間還隔著城河。比薩原本不大，再加上這個尷尬的時間，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徒步前往。出發的時候還擔心治安的我，才走出不到五分鐘便像是進錯了城似的懷疑眼前的一切。在通往城河的主路Corso Italia上，燈光下絡繹不絕的人流搶了兩旁林立的時裝店鋪的風光，成了街道的主角。熙熙攘攘間像是白晝時的鬧市，擠滿了年輕的男男女女，或是夾著煙、或者裝扮靚麗地結伴，像是走在去派對的路上。不知道是不是城市太小的緣故，街上的人們彷佛轉個身便能遇見朋友，很容易就成群成堆的結伴而行。那是我們在意大利見到最多美女帥哥的時刻之一（最多的當然還是時尚之都米蘭），當我們的腳步剛過河，便見寬闊的廣場上人頭攢動，熱鬧的派對像是剛剛開始，動感的音樂震耳欲聾，霓虹燈也是幻影不覺，不僅頓時驅散了我們的倦意，還讓背著包囊的我們端起相機也不覺得格格不入了。“怎么會這樣？現在是半夜，我的表沒錯吧？”同行的伙伴不禁懷疑眼前所見的一切。  

混沌中我們得依賴旅游書才想起米蘭另一個出名之處，那便是可追溯至一二八一年的比薩大學。這個以理工科聞名的意大利最著名的國立大學，連同知名的附屬師范學院，在這里共有學生近五萬人，這無疑令只有十幾萬居民的比薩成了名副其實的“大學城”，深夜的比薩，自然成了年輕人的天堂。  

再往前行，我們漸漸靠近了沉淀了千年歷史的奇跡廣場。借助那大片碧綠的草坪、難得的空曠空間，我們不難想象白日里人頭擁擠的景象。只是在深夜月色的映照下，無論是斜塔還是它周邊的主教堂、洗禮堂和墓園，都是如此的安靜與安詳。那感覺像是上了年紀的老人家，經不住日日的鬧騰，難得有空閑在養神。經歷前后幾個世紀才陸續建成的這個建筑群，完美的羅馬式建筑風格，看上去既獨立又和諧。我們一路靠近它，既尊崇又感嘆。禁不住還歪著頭，嘗試與它垂直的角度，以感受它的斜，想象人們對當時的一個美麗錯誤是如何的頂禮膜拜。  

這與幾步之外今天的比薩是多么的不同。看到那些朝氣蓬勃的大學生吹噓著、玩笑著一路從靜得出奇的廣場邊走過，彷佛在體驗另一種動與靜、新與古的相互作用。

身為SOHO中國的董事長，潘石屹是近年來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地產領袖之一，也是首批前往臺灣的內地房地產訪問團團員。去年的十月八日，SOHO中國還成功在香港聯交所主板掛牌上市，跨出了境外上市的第一步。被美國《商業周刊》稱為「中國的十大新建築」的「長城腳下的公社」，是他和妻子張欣邀請亞洲十二位著名建築師設計建造的。他平時喜歡看書寫東西，在中國著名的門戶網站新浪博客上，他的博文像他旗下的房子一樣受人追捧，有超過四千八百五十萬的點擊率。最近他的新書由臺灣印刻出版，潘石屹被冠上了「中國最具詩人氣質的房地產領袖」的名號。   

潘石屹的新書名為《童年的糖是最甜的》，這不是一本商人賺錢的葵花寶典，是一份多年來真實的人生回憶。潘石屹在首頁說，這本書獻給他「飽受貧窮、疾病折磨，卻始終將她的愛和善良給與周圍所有人的媽媽」。那是每個人生命的開始，記憶的開始。全書分為五個部分，從「鄉愁－我的老家村里的故事」說起，一路「心向－但愿人世和諧」；再到「思索－以精神力量挑戰變化」與「攜手－達沃斯、博鰲、亞布力」，最后「頂立－成為蓋房子的人」。 

童年的的生活、記憶，甚至那時身邊的花花草草，形形色色的人，都對潘石屹的一生產生無法替代的影響。從小時候破陋的由廟寺改造的學校到SOHO現代城的高檔樓宇；從至今帶有鄉音的普通話到在世界級論壇上上與蓋茨、克林頓等人的對話，潘石屹說他最深的感觸是「人一定要走在這個時代的前面」。思索從SARS、科技、貧窮到信仰，那些歲月中，人與人的生活離不開的元素；欣賞「純種土鱉」的他如何從留學歸來的妻子身上沾染氣質，參演《阿司匹林》中典型的海歸；體會若不做善事，身上就會分泌出令人焦躁不安的化學物質。「那些還在困境中掙扎的人們還是會經常觸動我，讓我想起我的渴望幫助和溫暖的童年時光。」潘石屹說，「我想，我們每個人，如果有機會都應該通過適當的途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善事，無論大小，都會在給予別人幫助的過程中尋求到一些靈魂的平靜。」 

四十五年的生活，寫成一本書，最甜的，是童年的那塊糖。潘石屹的家鄉在中國的甘肅天水農村，貧窮最真實的記憶就是饑餓，吃不飽飯，吃糖當然更是奢侈。所以那塊糖很重要，小時候第一次吃，就吃到了氣管裏，憋得全身發紫，若沒能及時取出來，「今後的哪一年就都沒有了」；那塊糖等了很久，棒棒糖是鄉下孩子童年誘人的奢侈品，四十歲那年，和兩個兒子一起，才第一次送到嘴裏，「真甜」。 

多年以后，潘石屹回到家鄉，看到「滿山遍野的油菜花開了，從山頂一直到山腳下，鋪天蓋地的黃，一直深入到我的心窩。」感嘆自己從來沒有發現家鄉是如此的美麗。拿出高級的數碼相機，又覺得再高級的照相機，「也不如人的眼睛，我要用父母給我的眼睛和心，感受家鄉這醉人的油菜花的美。」人生總是這樣，輾轉一圈，最后發現我們又回到了原點。潘石屹說：「在我心里，原點是這樣的美，這樣的浪漫，這樣的自然……」

之前有媒體質疑，電視直播中二十九個腳印只有部分是現場拍攝的，其他都是早期經電腦處理過的錄影，您對此怎麼評價？
對藝術家來說，最寶貴的是這個創意和它真的實現在這個古城夜空的穿越。成千上萬的觀眾都在現場目睹了那一刻，火真點了，腳印真炸了，幾十萬人看它（腳印）沿著中軸線走過。技術、安保、文物等等各部門的通力合作，才實現了這一刻，如果說這是造假，不會有人接受的。可是你要轉播，想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十五公里，一分鐘，不大現實。我們做過很多試驗，效果都不理想。當然人們會質疑，那為什麼要用電腦處理。這是藝術效果的處理手法，為了轉播的效果達到更好，藝術家有權利利用電腦做小改進。這和假不假沒有關係。一般大型活動，這樣的處理是很正常的。但是因為牽扯到我們國家，各種說法都出來了。

您作為北京奧運會開閉幕式、殘奧會開閉幕式視覺特效藝術總設計，參與其中最深的體會是什麼？
我最深的體會，是這個國家真的成熟起來了。你可以看到，從安保到志願者工作，關於奧運的方方面面，國家都不是拼了命才做到，是「留有餘地」地做到非常好。這個民族可以平靜地對待不同的看法，友好地對待各方來客。不會因為那些火炬傳遞過程中的不愉快，「把昨天帶到今天」。這是一種胸懷，讓我感覺到國家民族的成熟。

我與奧運最近的時候，是18日在工體的女足半決賽現場。感謝好友給的票，讓我也算是真的參與奧運了。可惜對足球一竅不通的我，半場就離席了。可是現場的熱情和志愿者的表現至今讓我回味。最后一次去工體，是三年前奧運會志愿者項目啟動的時候，那時候我也是志愿者，在主席臺服務。重新走回那里，我看到的是全新的球場、熱情的球迷還有比我們當時專業很多的志愿者們。我記得當時我們的工作是到了工體才分的工，對事前事后的情況一點都不熟悉；可是那天的工體，志愿者們熟悉地告訴我們具體的位置，提醒我們一切相關的信息，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身份太熟悉，那些年輕的志愿者的笑容讓我感到無比的親切。想起“微笑是北京最好的名片”，真是名至實歸。

至于我與奧運最接近的一個人，先賣個關子，遲些再談。

除了這些，我還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細節。從中國隊拿到的第一面金牌開始，伴隨著這些運動員的，不僅是他艱苦訓練的片斷，還有他們的私生活。楊威、林丹、李小鵬，王楠，還有郭晶晶，他們的另一半都以各種方式真實地擺在了大家眼前。當然，我也不知道這樣原本屬于體育版的新聞突然進了娛樂版，是不是合適。中國體育界的紀律向來嚴格，隊里男女隊員說說話也許都得避諱，可是這一次，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心，這些原本不會公開的片斷也擺在了人們面前。我只是突然覺得，這些原本遙不可及的明星運動員，突然變得親切如鄰家兄妹了。他們不再是只接受非人訓練的鐵人，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我們中間的一分子。他們哭他們笑，都是那般的真實而不遙遠，這讓我感動。如果這八卦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我想也會是大家都所樂見的吧。

這張是我的奧運門票，是記憶的一部分。

這個是比賽現場，女足，日本對美國的半決賽，原本應該屬于中國的賽場：

身為主編，十餘歲即在《收獲》、《人民文學》等中國重要文學期刊發表作品的張悅然，在卷首語中坦白自己的孤獨。因為孤獨，所以總是有很多話想說；因為孤獨，所以她決定做這一書系。少年寫作的經歷令她更明白一個群體的重要性，她發出呼喊：「我需要你們，和我一起披著青春上路」。於是她邀請了一個與她相融的群體，一群可以理解她的「孤獨」的年輕女作家，共同討論、創作、分享、思考並集結成集，成為一套關注八十後女性成長的主題書，並將陸續出版。

《鯉·孤獨》不是單純的小說或是散文，是一次全面的對八十後女性內心孤獨的分享，帶有明顯的女性意識，記錄女性視角下的見聞與感悟。全書從對村上春樹、吉本芭娜娜和片山恭一的回憶開始，「用來紀念那些幹凈到令人肅然起敬的文字，以及我們的青春。」從《挪威的森林》到《鹹味兜風》，從《在世界中心呼喚愛》到《一個人的好天氣》，這些是八十後最早關於孤獨的記憶和共鳴。懷念中，我們看到那個離我們不遠的國度的年輕人，與我們跨時代的交聯。於是，「幹物女」、「宅女」的稱呼不但不陌生，還變得真切如己出，自然地往自己身上貼了標簽。一張舊舊的孤獨書單，一列越聽越孤獨的音樂，一次關於十二星座孤獨的排比，伴隨著「世界上」的第三個人－吸血鬼，叫你學會面對孤獨，那便是－聆聽自己。

八十後在中國是一個特殊群體開始成長的年代，獨生子女的身份使他們對於孤獨有著從童年中帶來的抹不去的印記。孤獨也許沒辦法克服，但它最需要的是分享。電影院放映員、遊樂場管理員、精神病院的男護士，那是書中認為最孤獨的職業；八十後記憶中最討厭的星期二下午，因為沒有電視可看，拼命的轉台也填補不了的最孤獨的空白時光；外加一份孤獨者的供詞，告訴你更多的時間、更多的地方、更多的事、更多人的孤獨。如果這還不夠，不要緊，七十後女作家周潔茹的《四個》、屢屢獲獎的馬來西亞黎紫書的《事後煙》、同為去年香港書展名作家講座講者的臺灣新銳作家胡淑雯的《浮血貓》；八十後女作家張悅然的《好事近》、周嘉寧的《濕漉漉》以及日本青山七惠的《一個人的巴黎》，讓你一次孤單個夠。七十後的作家們，逝去的時光可以用來沈澱對孤獨救贖的渴望，與彰顯躁動的八十後的分享，原來「孤獨」並不「孤獨」，可以如此遼闊又如此長遠。

作為系列主題書的首版，《鯉·孤獨》開創了一種新的閱讀方式。剛剛從孤獨中恍然醒來，下一次的相遇已經排上行程。九月前後，第二本《鯉·嫉妒》將會與大家見面，隨後還會有《鯉·謊言》。書籍的形態加上雜志的光影，它不是一本傳統的書，是一次對自己和對一代人負責的嘗試，就像書名鯉一樣：從來鯉魚躍龍門，都是注定孤獨的。

開賽以來，香港的各個媒體真是鉚足勁，恨不得來個二四小時全天候直播。無線的口號“我們就是奧運”倒是道出了大家的心聲。雖然電媒有心做好節目，“做足功課”的口頭禪也是百說不厭，但是今天看報紙，香港廣播管理局已經收到近三十宗針對主持人言論的投訴。主要的焦點在于主持的言論不夠專業甚至“無知”。

“姚明著住13號波衫，是否代表他住13億人民？”（姚明穿13號球衣，是否代表他13億人民？）“我唔識游水，游蛙式會唔會好辛苦？”（我不懂游泳，游蛙泳會不會很辛苦？”這些出位的旁訴，真真切切地發生，隨即在網絡上引起軒然大波。有人投訴，認為部分主持喧賓奪主，經常打斷專業評論員的講解，還提出一些無知問題。刚开始我还觉得不以然，对主持人的偶尔无知也是一笑而过，可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听到这样的旁述，还是引起了我的关注。

正如香港電視媒體檢討時所說，香港缺少更多專業的體育評論員，為了符合大眾的視覺口味，不得不動用藝人充當主持，再加上奧運時間表公布較晚，很多藝人“準備功課”的時間也不充分，出現上述問題也就在所難免了。

這是香港媒體生態一個很特殊的現象。一旦成為藝人，似乎什么類型的活動都可以充當“主持”的角色，我也會猜想，是不是電視臺也是在想盡辦法用盡其用。但是專業不是一天兩天可以練成的，尊重專業才是體育精神的一部分，才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們就是奧運”。

堂妹來香港之前，我們似乎從未這樣多的對話。妹妹小我7歲，她開始有自己想法的時候，我就已經離家北上讀大學，每年也就過年時回家，“例行公事”地見次面，在雙方父母的陪同下說些無關痛癢的話。坦白說我們這一代獨生子女，從骨子裏並不是很明白這種大家庭屋檐下“兄弟姐妹”之間的親情，外加年齡的距離總是不自覺地以為會有“代溝”，更何況溝通的渠道如此不順，那感情遠沒有朝夕相處的朋友同學來的深切。

然而妹妹此次的香港之行，讓我對此的看法，徹底改觀。

妹妹開學讀高三，成績還行，家裏條件也不錯，姑媽希望她可以來香港讀書。之前問我意見，我就堅持一定讓她自己來走一遭，喜不喜歡，適不適應，都不是外人可以左右的。沒想到，一放暑假，她就真的來了。

印象中妹妹並不擅言辭，因為家裏寵愛，似乎還帶著些嬌氣。初來香港，還沒有跑去迪斯尼，就被我帶著走進了香港的貧民區－深水埗。我們的目的地，是桂林街的一個香港舊式唐樓。這原本不屬於她們行程的一部分，可是因為我想去看，她們也就跟著一起去了。盛夏的陽光格外眷顧，炎熱難耐，因為走錯路，還在烈日下繞了一大圈。我帶他們一路走了大半個小時，沒想到妹妹竟一點抱怨也沒有，倒是我變得不好意思起來。

那是一個很簡陋擁擠的展覽，展出的是現代人很難想象的籠屋。香港寸土寸金人人皆知，可是人居條件差到那地步，還是令人震驚。每個籠屋的大小差不多是大學宿舍床位的四分之三，上下三層，人多時還會在二米多高的空間裏隔出四層，因為“床”的四周以生銹的鐵絲包圍，形狀酷似籠，又稱“籠屋”。即使是如此簡陋殘破甚至都不堪入眼的屋，入住者仍要支付每月七百－九百港幣不等的租金。一旁解說的義工告誡我們，這個“床”一個月以前還在使用，運來這裏展示，他們沒有錢對它做消毒，所以不能離太近，害怕裏面的蝨子、跳蚤之類染上身，就不好了。他說這話的時候，很多人下意識的往後退，妹妹並沒有後退，反而向前走了幾步，近身去仔細看，神情專注又若有所思。這景象雖然震撼，但畢竟離我們的生活好遠，倒是妹妹的行為讓我更觸動，沒想到從小嬌生慣養的她，竟然也能夠耐住酷暑在這間破舊的沒有電扇的小屋裏，有心瞭解這與她永沒有交集的別人的生活。當我看到她很認真在留言簿留言寫感受，在是否願意做義工的問卷欄上寫下自己的聯系方式，姑媽說這是一次奏效的“愛國主義”教育，我像是重新認識她一般，對她刮目相看。

另一次感動的，是那一晚的長談。因為之前從來沒好好聊過，我一直不以為她這個年紀的小朋友對將來有什麽自己的想法。事實證明，我錯了。妹妹挺喜歡畫畫，但是害怕家裏人反對，覺得她“不務正業”，她自己也會猶豫如果堅持學這個，將來找不找得到工作。她有夢想也坦然面對現實，殘不殘酷不得而知，但畢竟將來還是要靠自己養活自己。聽父母的話選擇另一個穩當的行業，還是聽自己的走一條不確定的路，她問我應該更看中學校還是專業；她不想花家裏太多的錢，告訴我那是父母有錢，不是她的；說自己其實挺討厭自己性格中的那份軟弱，雖然知道不好，但是要改也不易。我對這一刻她的淡定感動，原來她對自己有那麽清楚的認識。她和我說：“我讀大學一定要向姐姐一樣，到外面看看。”那刻像是在宣佈人生的重大決定，神情格外堅定；可是下一句說“我一定要離開家”時，她又天真地吐舌頭問我：“我這樣想，是不是很邪惡？”我笑著鼓勵她，從心底裏感覺到眼前這個身影，多像三五年前的自己。站在十字路口四處張望，渴望有人可以告訴自己應該怎麽走。哦不，我升高三那會，才不知道什麽是自己喜歡的，沒有她想得多，想得堅定。

妹妹是90年出生，與“80後”的我已不是一代。長大以後的我們，總覺得那些“小朋友們”比自己更養尊處優，吃不起苦又沒有自己的思想、是學習的工具，長輩眼裏的蜜糖。可是這一次，我才知道，原來不是這樣。其實許多時候我們下結論，並沒有什麽事實依據。瞭解的甚少，又沒有設身處地地為別人著想，就以自己的慣性思維和價值標準做判斷。也許外界環境變好了，我們無需再為衣食擔憂，但心靈的陣痛是無法避免的，學會堅強是與生俱來的潛能。

無需擔心，我們都會像我們的長輩一樣，用自己的肩膀撐起“不垮的年代”。

按：凌晨三點混沌中交的稿，和編輯說抱歉，太趕了寫得不好。她說看出來了，沒有之前的精致。十幾年前的事，回想竟是這般不易，有些細節，到現在也只能留在心中感恩。我想，老師，您一定記得，我說的是什么。

    前年離開杭州來香港求學之前，我特地回母校。我畢業時的數學老師汪培新，已是校長。九六年畢業後每次回校，只記得前幾年還有與他碰面，談談中學的生活與學習，後來見面就不大容易了，沒想到多年未見，汪老師還是第一時間喊出了我的名字，好像我是剛畢業離校的孩子一般詢問我的現狀。當我看到他桌面擺的他兒子的照片，想起他接我們班的時候才剛大學畢業，忍不住感嘆起時間的飛逝。

    汪老師是我小學四－六年級的數學老師。他剛來教我們的時候很嚴肅，我們太小，雖然難改好動頑皮不好求學的本性，但對於那樣的威嚴有種與生俱來的敬畏感。也許是剛開始教書的關系，再加上當時班級整體的基礎很弱，汪老師對我們的要求很嚴格，一旦學習成績有了退步，更重要的是被他發現我們的學習態度馬虎或是有意偷懶，他兇起來的時候真的會摔本子。對於習慣了女老師溫柔的我們，實在有點不適應。我記得我當時還是數學課代表，因為工作的關系比班裏的同學有了更多與汪老師接觸的機會。剛開始的時候，因為領教了他發火的樣子，每次去他辦公室都心有餘悸，但是相處時間久了，發現他其實並不是這樣。對待我們，他更像是對待自己的弟弟妹妹，愛之深責之切。雖然除了上課，他不是經常和我們待在一起（小學的時候，好像只有班主任會經常呆在教室，而汪老師是我們年級另一個班的班主任），但他也會在課餘時間單獨幫基礎差的同學補課，不會公開我們的考試排名以免同學難堪，在秋遊的時候和我們打成一片，我們不聽話惹班主任袁老師生氣的時候還會站在我們這邊幫我們求情。他和袁老師搭班，成就了我們小學最美好的時光。

我說的袁老師，就是現在還在學校任教務處長的袁勁梅老師。她來接我們班的時候是五年級的開學，之前因為頻繁更換班主任，大家人心不穩，成績跌到年級倒數，紀律衛生什麼的更是慘不忍睹。當時不知從哪里聽說袁老師很嚴格，但是她送走的畢業班都是年級最好，初見面時我們對她的感情就變得復雜起來。沒想到第一次交作業，袁老師就給了我們一個下馬威。

    袁老師教我們語文，我印象中當時發回的本子上，百分之九十都寫著重做。大部分同學，尤其是班長、學習委員都被要求重做，這對大家像是受了奇恥大辱般有些不知所措。記不得袁老師當時的表情，但依然記得她的話。重做不只是因為我們的功課對錯，而是寫的字就過不了關。“五年級了，字還寫得東倒西歪，還有用鉛筆寫作業的，有些用鋼筆圓珠筆的，寫錯的地方塗得像煤球一般，這怎麼行？”從那一天開始，我們每個人幾乎都經歷了重新學習用鋼筆寫字的過程（因為袁老師說還用鉛筆寫就時時想著修改，是對自己沒自信的表現；而圓珠筆寫不出文字的筆鋒，是練字的忌諱，絕對禁止），字的大小要一樣，哪怕寫在白紙上都要整齊劃一，還有整頁的字左右上下都要留空，疏密得當，保持像列印的文檔一般的效果。當時雖然很不理解袁老師為什麼會對寫字有那麼高要求，每個人都是反反復復練了無數次，甚至到小學畢業前還有同學因此被罰臨字帖，但現在想來，尤其是看到現在依賴電腦慣了的人們幾乎不會寫字，真是萬分感激她當時的嚴厲。

    對于袁老師的教學，還有一件事印象極深。也許是我現在仍從事文字工作的關系，我總是會想起當時寫作文的情景。袁老師每週都會佈置作文，每次她覺得好的文章，都會在上面打五角星，然後介紹給大家。也會推薦我們看一些她覺得好的文章，從別人的生活觀察中發現新的話題。好像是六年級開始，袁老師筆下的五角星，激發出我們班上很多同學寫作的熱情。無形中我們像是在比賽甚至攀比，每天都很認真的觀察身邊的人與事，努力寫出好的文章。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的切磋發揮了作用，印象中畢業的時候班裏有很多人次拿過大大小小的作文比賽獎項，一時間成為全校的焦點。當我們漸漸熟悉了袁老師的教學方式，我們也就不在懼怕她的嚴厲，小學生涯也在依依不捨中走到了尾聲。袁老師接手時年級最差的班，兩年後的畢業考試，毫無意外地考到了年級第一。如果說數學的抽象除了讓我們交給汪老師一張滿意的答卷外很難留下一些別的東西，那麼語文的好處就在於文字的長久保存。畢業的時候我們班特地製作了一本文集，收錄了全班每位同學最得意的一篇文章，集集成冊，取名“小荷尖尖”。

    現在想起來，她鼓勵我們觀察生活寫作文，也是瞭解我們思想的一個視窗。如果有不開心或是想不明白的事，我總是會第一時間想到找她傾訴。那種與老師間亦師亦友的關系一直陪伴著我，那些在小學時留下的良好習慣，無論是學習上的、生活上的、待人處事上的，成了我們一生寶貴的財富。年前的小學聚會，我無法抑制地驚訝于同窗好友們的當下。有聯系的同學中接近七八成考上大學，半數左右隨後出國或是讀研，剩下的多半也都找到了自己喜愛的工作。這當中當然與大家的長久的努力不能分割，但是如果究源，我想沒有人會忘記小學那些稚嫩的每一步。這當中，最不能忘的，也許就是老師的恩情了。

     當年寫下小荷尖尖，是否已經應景到今日有爭相開花的大片荷塘了。

  我記得離開杭州來香港之前，最後拜訪的就是小學老師。今年是學軍小學百周年的紀念。自從十二年前從那裏畢業，我每年的教師節都會回母校，直到讀大學離開杭州。如今走在那個我既熟悉又陌生的校園裏，看見自己慢慢地長高、長大，那些該被稱為“校友”的小朋友們，從我身邊跑過，然後突然停下來，轉身對我說：老師好。我的心總會一震，從他們稚嫩而乖巧的臉上，看到了自己當年的影子。

  這個學校有很多我的第一次，我對自己的記憶也是自此才出現，人生似乎在這裏真的開始一筆一劃地形成。第一次參加合唱團、鼓號隊；第一次學小提琴、練毛筆字；第一次參加辯論賽，寫作文，還拿了全國的獎。聽說畢業以後的那個九月，開學的第一天校長就在大會上點我的名（當然還有其他一同獲獎的同學），誇我們為學校爭光添榮譽。

  我還記得入一年級時第一天去學校報到的情景。那天我帶著全新的書包和鉛筆盒（前一晚我吵著讓爸爸削了所有的新鉛筆，以為自己可以一天就把它們寫鈍；然後我抱著我的第一隻新書包一起上床，興奮到也許已是半夜才入睡。）我很認真地聽老師講話，可是走的時候竟然背反了書包，當時有一個同班的小朋友好心提醒我，而我卻因為太愛面子了而死撐，這個插曲讓當時的我內心不安，仿佛我的學生生涯被蒙上了汙點。

  然後我就開始了每天早起上學傍晚放學的日子。學寫字、算術、畫畫、音樂，好像還有一門叫說話。老師教完拼音的那一天，我回家的時候父母還沒有下班，我興奮地跑去隔壁，對著臨家漂亮的阿姨大聲說我識字了。當時臉上的那種自豪（我覺得更確切地說應該是驕傲，有種君臨天下的氣勢。）現在想起來，實在令人羞愧，可是漂亮阿姨還是很配合地對我微笑，然後讓我拼幾個字給她看，還有寫自己的名字。我一筆一劃地寫，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拼，回想起來好像後來十一年的學生生涯我都沒有那麼完整地記得老師講的話。我想是那稚嫩而又出奇認真的表情，而不是我筆下那其實歪歪扭扭的字贏得了阿姨的憐愛。那一晚，我夢中都在笑。

  如今想起這些，我依然會笑。可是，六年的時光，不只是這些「好」的累積，我也在不斷地犯錯，有意無意中，滋長出最真實的人性，然後在教化中懂得區分善惡、美醜，然後用接下來的的時間一點點變好。

  我也在這裏為忘記寫作業而撒謊說忘記帶或者自己生病；為博老師表揚故意摔課本到地上不撿以顯示自己上課的專心；成績好的時候就希望拿喇叭到處炫耀讓全世界都知道，考的不好的時候就會偷偷在試卷上模仿家長的簽名（因為心虛，多數情況，我會在父親送我到學校後臨走的瞬間拿出來讓他簽名以躲過一頓臭罵）；每天走半小時路回家，省下父母給的車錢，為了想買最新款的鐵質鉛筆盒和彩色畫筆。對班級裏某個帥氣的男生平添好感，忍不住在下課的時候找他說話或者請他幫個並不需要他幫的忙；在運動會的時候學會了和隔壁班的女生吵架，第一名的集體榮譽感蓋過了“友誼第一”的口號；為合唱團某天訓練時老師的一句表揚而沾沾自喜。

  現在想起來這些幼稚可笑，不學好的片斷，卻是比家裏依然懸掛的獎狀對我之後的人生更有意義和價值的財富。我在這裏學善、學知識，還開始嘗試思考，像個大人的模樣思考，我寫作文談人生、談家庭，討論時間的意義，甚至不懼怕地寫下死亡以證明自己真的長大。

  我記得臨別校園的時候，老師告訴我們中學和小學的最大區別在於「自覺」二字，到了中學，就不會有老師那樣日日夜夜的管你、關心你走的每一步。可今日回頭看，我以為，更重要的，是我們學會了如何省醒自己和怎樣愛別人，那個看似很小的年紀段裏，你以為你只是在這裏裝作學習以消磨冗長的時光，做老師家長眼裏的好學生（這個名字現在聽起來真的好遠），漫不經心地對待你生命中第二個完整的六年（我真的是有扳過手指，好奇為什麼那時的時間走的如此之慢如同龜鱉。），其實你也學會了（或者是潛意識中自然形成了）人性中也許並不光彩的一面，不可避免地懂了什麼是惡、膽小、欺騙、自私、猜疑、嫉妒甚至虛偽。內心中兩部分的角力，為你不自覺地勾畫了未來的模樣。

  於是，我們才可以說，我們的人格正在形成。

  於是，也只有在可以回首至少十年的今天，我才可以如此真實和坦誠地面對自己，意識到所謂「名校」對人將來（我還不敢說一輩子）的影響。它是如此善意和寬容地對待我們的惡與不善，用愛和行動感化我們，成就心靈的美。

  走回學校，那記憶中廣闊的空地在今天看來，是如此的擁擠和狹小。可是當年，那可是我們心中的天與地。我們長大了，走遠了，視野寬了，眼界廣了，可我們還是願意回去那一畝方地，找個僻靜的地方找恩師聊聊家常、談談人生。彷佛一切都沒有變，只是時間和空間不允許我們再依賴它的牽掛。我嘗試用百度搜索學校與我的名字，竟找不到一點關聯，可那些不被網絡與高科技記憶的光陰與故事，在每個人心中亦是如此彌足珍貴。記得有句舊話，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也許我們都忽略了，其實人的德，在十歲前後，已經形成。於是，我們應該感恩，那時光，我們遇到了它。